小事

吉尔贝.塞斯勃隆

王晓峰译

在巴黎法兰西学士院的一个院子里,正对着窗户,从葡萄藤中间露出一段管子,正好有一握粗。谁也不知道管子通到哪儿,用来干什么,所以也没人去注意它。可是,每年有一只小鸟来这儿窝,它待在里面刚刚合适,就像一粒子弹装在枪膛里似的。它感到很安全,很清静,所以从早到晚都放开嗓子唱歌。附近一间办公室里有个年老的办事员,总开着窗户。每天上午,他第一件事就是开窗,而下班前,他最一句话就是对着鸟儿说声再见。

可是,有一天,工人来修理滑落墙上的檐沟。“您爬上去以后,把那段管子给拔下来,它什么用也没有!”于是,鸟儿飞到别的地方藏身去了。在窗子边办公那个老头儿觉得很不舒服,工作没精打采。过了好几天,他俯身到窗外,用手拨弄葡萄藤,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难受,这么阴郁……

“见鬼!见鬼!”

他擦了擦脑门子。“见鬼!见鬼!”他在这里工作40年了。40个春秋,一切都按部就班,有条不紊:每天要写同样多的文字,每天有同样多的记录要归档,同样多的文件要研究……40年啦!而今天……

他摘下眼镜、小圆帽和套袖,没有对他的同事们解释(他怕一提起来就发火),径自下了楼,打算去管理诉苦。可是,走到半路他觉得自己心中的委屈似乎有些孩子气,而且这么做也决不会使他再听到小鸟的歌声。他又从原路返回办公室。一整天都压着一股火,还早退了20分钟—40年来,这还是第一次。他用这个时间通过艺术桥(注:塞纳河上通向卢浮宫正门的桥),沿着梅依斯里滨河大街一直走到一家卖鸟的铺子,把那里每只鸟儿 叫声都听过一遍,然后选了一只。这只鸟啁啾的叫声最像他那人去的同伴了。他把鸟装在一个柳条笼子里,发黄、干瘦的手指头从柳条缝隙伸进去:“特噜……特噜……”

前一天下班走得早,第二天他比谁都先到。他把鸟笼挂在窗户旁边,添上水和小米儿,还放了一块墨鱼骨头,然后开始等待。那鸟在他离开之后,把这小小的王国巡视一番,用嘴玩弄一下葡萄藤,孤独之中试了试嗓子,就不断线地唱起来了。老头笑了笑,瞥了一眼周围的同事,终于重新感到了愉快,能专心工作了。

有一天,一个当官的从院子里走过,发现那只鸟笼把整个布局都破坏了:“法兰西学士院可不是门房,也不是穷公务员的阁楼间!”……人家是领导,就别想对他解释。鸟笼不见了。

过了不久,老公务员再也忍受不了这漫长、无聊的日子,便要求退休。不巧的是,只有他认识同办公室的那位女同事的笔迹。在发生了几次差错以后,那位女职员也不得不辞职。

可是,20年来,她说什么话都成了习惯,对面那位职员虽然耳聋,只要看看她的嘴唇怎么动就知道她说什么。现在聋子失去了唯一的翻译,不能继续工作了,只得接着告退。

然而,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儿档案的分类法。他走了之一,档案出现了混乱,接手的人因此被解雇—当然并不是没有争吵,而是在这古老的屋顶下发生了一起最为激烈的口角—该办事员工作效率很高,可是性情暴躁。他哥哥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,也一起离职了,因为他们是科西嘉人。

那位老兄十分高傲,说走就走,完全没有把工作交代一下。他本来是负责检查学士院房屋维修情况的。这幢房子年久失修,已经破旧不堪了。10月份下雨的时候(这里,那位老职员又高兴地听到了他那小同伴的歌声),房顶的檐沟坏了,雨水从天花板渗了进来,地板塌了,墙壁裂了缝。从外表看,并没有什么变化,要不是有一个人得病死了,一切还都看不出来。

房屋碰坏的情况被发现时,已经不来及弥补。于是,人们扛来一个大型脚手架,靠在不太结实的墙上,把快塌的墙都推倒了。

经过几个世纪的冷遇,官方的建筑师忽然发现楼里有许多阁楼间、贮藏室和密室—按他们的说法有许多“浪费了的地方”。文化部认为自己的房子太挤,扬言要把这座大楼拨归他们使用,法兰西学士院当然不答应。一大群法学家和典籍学家纷纷研究大楼的所有权,撰写回忆录。另一方面,人们又画了许多平面图,就这一争执交换了各种颜色封面公文。也就在这个时候,维修工作中断,连脚手架也开始摇晃起来了。

官司一直打到内阁。内阁声称若干年之后才宣判。有时候,夜里有几块隔板掉了下来,几段不结实的墙坍塌。

也有时候,一位很老的老先生—看门的仿佛还能认出他—走进院子里,一面摇着头,一面长时间地察看这座破败的大楼。

还有时候,一只非常小的鸟儿,唱着歌从这堆废墟上飞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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