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影者历难薄 伊塔洛.卡尔维诺 | 每日一文

摄影者历难薄

春天来临的时候,城里的居民们成群结队,扛着皮匣子,趁着周日出城去。他们彼此拍照,返来的时候,就如同满载的猎人一样快乐。他们成天等待,甜蜜而焦灼,只为了见到那冲洗好的相片。焦虑,又带着秘密的喜悦,如同炼金术士在暗房里操作,拒绝接受家人的任何建议,享受冲鼻的酸味。只有相片摆在面前时,他们大概才确信自己拥有过那样的一天;只有这时,山和涧、提桶儿童的跑动、妻腿上的光斑,才能确定这一切存在过,并且从此不容置疑。而其他一切,都可以溺死在可怀疑的记忆暗处不提。

看多了身边人,柏安这个从不摄影的人,开始察觉到了渐深的寂寞。当每一周,他发现自己刚刚倾诉过的对象,正在对人大谈某种滤镜的敏感性,或者哪几个感光度的数值时,那膨胀的音波使他明白。他想,大家都知道了,他对某项无趣乏味的活动,私下发表的那些讽刺言论。

从工作岗位上来看,柏安在一家工厂里做销售经理,但事实上他的兴趣却在于和朋友们剥茧抽丝地清谈品评。简言之,从思维态度上来说,他是一名哲学家。即使是和自己的经验世界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事儿,他也想要尽全力去把握它的意义。目前他觉得地道的摄影中有些事让他捉摸不透,有一股暗力一直将刚刚有所长进的摄影者推回新手群中:比如,他们吹嘘自己的技术或者艺术能力,或者相反的,有些人盲目崇拜器材,他们将一切归功于自己所购买的相机,认为白痴也能用这相机照出杰作来,他们甚至这样诋毁自己,只为放大那机械装置的功德。柏安明白,这两种得到满足感的方式都不是关键:真相在别处。

需要指出的是,他对摄影问题何以引发了个人不适的观察——比如说某人感到自己被某事件所排斥——在某种程度上,是一个玩笑。安自己和自己玩,这样就不用考虑到其他人,还可以就势把他和朋友们分隔开。大环境是这样的:他的熟人们,同年龄的,一个接一个,全部已经成婚,组建了家庭,而此时安还是一个单身青年。

但是,两种现象之间,无疑是有联系的,因为对镜头的狂热往往是经由一种天然本质的生理机制而起,如同父权的次级影响。得到新生儿的父母,第一本能往往是把孩子照下来。鉴于生长的速度,孩子们越来越需要被拍照,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六月份大的婴儿更难保存,很快它就给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代替了,接着是周岁的。家长的目光里,三龄童完成过再多的形态改变,也不足以抵挡其很快被一个四岁的孩子所取代的命运。相册是唯一能保留这些短暂形态的地方,它们在这里被保存、并置。在新家长努力将自己后代定格在黑白或全彩胶卷里的热情中,既不摄影、也不生育的安,从那黑色器材里,大概看到了一段疯狂的竞赛。不过,他关于“摄影-家庭-疯狂”联系的反思是简要而无声的:不然他早该理解到,真正冒大险的人是他自己,这个单身男青年。

在安的朋友圈中,周末出城去过是惯例,这传统要是追溯上去,可以延续到大家的学生时代,后来加入进来的是各人的女友,接着变成了妻子小孩,还有乳母和女的家庭教师,各种连襟妯娌,新相识的同性异性朋友。既然这是老习惯,集体相聚,从不间断,安也可以跟着假装尽管时光流逝,但是什么也没有变过:大家总还是旧日里的那群姑娘和小伙子,这里不是什么仅存他一个单身汉的家庭联谊。

这样的事越来越多,爬山涉水的远足中,需要拍摄全家福时,一个局外人常常会被拉去帮忙,可能是一个路人被请来,对准方位,按下已经调整好焦距的相机快门。当此情形,安总义不容辞:他从一位父亲或者母亲的手里接过相机。对方马上冲着第二排的预留位置飞奔而去,把脑袋贴在另外两只脑袋之中,或者是挤在一堆小小人当中。安,仿佛手指生来只是为做这个用的安,集中注意力,按下快门。刚开始的时候,他手臂僵拙,常常把镜头对焦到船的桅杆、塔的尖顶上,或者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处以砍首极刑。人家说他是故意的,还责怪他的玩笑开得毫无品位。其实没有:他希望自己的手指能够服从集体意志的要求,成为好用的工具,同时他也想利用自己这暂时的特权位置,告诫摄影者和他们的被摄以他们行为中的深意。当他的指尖足以脱离他的身体和人格的时候,他就可以自由地详尽表述这理论,同时将那些精心排列过的人物团体摄入方框内。在取景器和曝光表中,少数几次偶然的成功,给了他足够的镇定和信心。

“因为一旦开始了,”他会这么说教,“就没理由停下来。因为美而被拍下来的真实,和因为被拍下来而显得美的真实,两者之间只有一线之隔。如果你要给修建沙堡的小皮拍照片,待会儿那个对着垮掉的沙堡哇哇哭叫的小皮,还有后来那个被保姆安慰,在沙滩上找海贝的小皮,你也要照下来。你开始这么说的时候,比如,‘啊真好看!一定要拍下来!’此时你的观念,差不多就是觉得万事万物如果不被摄影留念,就要被永远地失去了,它们就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因此,为了真正地活下去,你必须一直拍照。为了多多拍照,你要么得采取最适合拍照的生活方式,或者在人生的每时每刻都思考着和摄影有关的问题。前者是犯糊涂,后者是发神经。”

“是什么让你们这两位姑娘,把你们这运动、发展、连续的一天,切分出这些当下的片段呢,是一秒钟的厚度吗?来来回回地掷球,你正活在现在,但是,当帧画间的韵律,在你们的动作间慢慢形成的时候,你的动机,就不再是享受游戏所带来的欢乐,而是为了在以后再见到今天的你自己了,是为了二十年后,在一张发黄的纸板上,看到你的当初。这里的‘发黄’,是一个情感概念,即使现代的冲印技术可以维持相纸的色泽长久不变。这种貌似追求自然的生活照趣味,恰恰谋杀了生活的自发性,赶走了现在。被拍摄出来的真实立刻就穿上了怀旧的外衣,就像是好日子已经随着时光而逝,往事只能回味——就算这是张前天才拍的新照片也罢。这样,你那为了摄影而存在的生活,从一开始,就已经做成了它自己的纪念仪式。去相信生活照比艺术照更真实,这是偏见。”

这么说着,安一边在水里围着两位姑娘疾走,捕捉她们游戏的动作,将画面从跳跃着浮光的水面中截取出来。她们在混乱地争球,朝着对手猛冲过去的白瓷姑娘,差不多淹没在水里,在特写镜头中只能抓拍到她的背部,在波浪里沉浮。安,为了不错过这一角度,高举相机冲进浪里,自己都快要淹死了。

“都拍得不错嘛,这张这张!”几天之后,她们如此评论,一边竭力取得女伴的肯定。他们约好在一家照相馆内见面:“你真好,下次再来给我们多拍几张。”

此时安已得出结论:摆拍是必要的,只要那姿态符合被摄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,就如同十九世纪时的做法一样。他那反摄影的论战,也只能从这黑匣子的内部开始打起:针对已有的摄影理论和方法,自己建立起另外一个体系来。

“我想要买一架那种老款的箱式照相机,”他对姑娘们说,“是那种放在三脚台上面的。你们知道还买得到吗?”

“嗯,大概旧货店里总会有吧……”

“我们瞧瞧去。”

找这件稀奇物件,姑娘们只觉得有趣,他们一起找遍了跳蚤市场,问询上年纪的街头摄影师,跟随着去他们的老窝。那儿像是器材公墓,过了服役期的东西躺在木架子上,还有屏风、褪色的风景画板。一切应该出现在老式摄像师工作室里的东西,安都买下了。最后,他终于找到了一架盒式照相机,它带着一只球形的气泵快门。机器看起来很好用。安还买了杂七杂八的感光片。在姑娘们的帮助下,他在自己的寓所里,把一间房搭成了工作室,一切以老式器材为用,只除了两盏现代的聚光灯。

这下他满意了。“这里就是起点,”他对姑娘们如是解释。“在我们祖辈们摆出的拍照姿势中,在商议如何排列集体照座位的过程里,存在着社会学含义,也有着约定俗成、品位和文化。正装照、结婚照,全家福或者毕业合影,都在说明一种社会角色,或者习俗惯例的严肃和庄重,但是同时,它们也是如此荒谬,如此扭曲,充满了专制意味和等级色彩。这就是关键:为了搞清楚我们和自己背负于身的世界的关系,为了搞清楚而今我们想要逃避的究竟是什么,为了自我麻痹,相信如此这般它就消失了,但是……”

“你想要谁给你摆动作?”

“你们俩明天过来,我就会开始用我说的法子,给你们拍照。”

“你说明白,你到底打算做什么?”李蝶这么问,她忽然猜疑起来。只有此时,当摄影棚完全建好的时候,她才发觉这一切的一切,都弥漫着可疑、危险的气味。“你觉得我们会来给你做模特?别做梦了!”

白瓷也和她一起咯咯笑出了声,但是隔日她却来到了安的公寓里,一个人。

她穿了件白色的粗麻袍裙,裙摆、袖口和荷包上,都绣着五彩滚边。她垂着长发,却把太阳穴以上的头发束起。她笑着,有点狡猾,侧着脑袋。他请她进来,研究着她的举止——有一点扭捏,有一点嘲讽——以便发现线索,找到她真实的个性。

他命她坐进一张大扶手椅中,自己便一头钻入那相机的黑布帘里。这种器材的后箱该是玻璃做的,影像在这里形成反射,好像它们已经被映在感光片上一样。这些影像鬼影一般,闪烁着乳白色的柔光,空间和时间已与它们毫无联系。对安而言,他就像是从未见过白瓷一样。她十分温顺,正吃力地放低眼睑,尽力伸长脖颈,像是有东西被隐藏了起来,如同她的笑,像是在掩饰真正的笑意。

“那边。就这样。不对,头要摆远点儿;抬起眼睛来。不,看下面。”安在匣子内捕捉着,那是白瓷身上的一些东西,忽然之间,它们如此珍贵。

“你现在在阴影里面,往亮的地方去一点。不,还是刚才好一些。”

有无数张可期待的白瓷照片,也有无数个不可被摄入的白瓷,他现在想要的只是唯一的那张,在它内里,应同时蕴含着过去和将来。

“我搞不定你,”在那黑布罩之后,他开始有了怨言,言语里怒火难抑,“我再也找不见你;我连找你的法子都没有。”

他从那块布里钻了出来,再度站直了身躯。他所做的一切都错了。那刻意强调的表情、在她脸上他所捕捉到的每一次秘密的意味,都将他推入情绪、心境和心态的流沙中:原来他,也不过是,面对时光流逝,无数试图去抓住生命的人中的一个,一名徒劳的猎手,如同拍生活照的那些人。

他只得取道相反的路径:完全按照表浅、清晰、明确的方式来找准人像,不再规避惯常陈规、以及模式化的脸谱。这些脸谱,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产物,他们包含着着比任何言必称“真相”的表象更多的真实;它承担了将会被逐渐解释的大量意义。这难道不正是安精心设计这小小的工作棚的意图么?

他仔细看白瓷。他应该从她外貌的表层特征开始着手。白瓷着装和打扮自己的方式——他这么想——能让你感到一些怀旧、和有意为之的反讽,它们在近年来广泛盛行,以使大家回想到三十年前的流行。相片应该在此种意图下划着重线:为什么他以前没有想到?

安去找来一只网球拍;白瓷应该站在四分之三身位处,臂夹球拍,脸摆出那种感伤画片里的样子。对安来说,对黑色的披布下望去,白瓷的模样——那纤瘦合宜的姿势,和这姿势所强调出的违和感——看来十分有趣。他命她改变了几次位置,考量着胳膊腿与球拍、布景间的几何构图。在他的构想中,完美的画片里,应该是有球网的,但是你也不能要求太多,所以安只假想了一张乒乓球台。

但他只是还不确定:难道他不是在尝试拍摄记忆——或者,更糟糕,记忆表层铺陈的模糊回声?难道他拒绝将生活在当下作为未来里的回忆(如同一个周日摄影爱好者所作的那样)的态度,就没有带领他去到另一个同样不真实的极端,即将躯体付诸回忆,将它以目之所见的现在代替?

“动一动!别跟木头一样杵在那儿!把球拍举起来,该死!就假装你在打网球!”忽然,他暴怒起来。他发现,只有夸张姿势,才能实现客观的陌生化;只有假装出蓄势待发的动作,他才能赋予那些死气沉沉的无机体以表达力。

白瓷顺从地服从他的指令,即使当这些指令越来越模糊且自相矛盾的时候,这被动的态度,也宣称着她自己置身事外的身份,还有其他可能的含义:在这个与她无关的把戏里,她已经足够曲意逢迎。这不可知的神秘动作符合了她的心思。现在安所希望白瓷做的,指挥她把手或腿这么摆或那么放,并不是针对她对他的意念施暴的反应,所作出的一种简单表现,她对他施暴的反应,表现出的那种不可预知的挑衅劲儿,逼得他更想往她身上用力。

太像是梦了,安这么想。自他被掩埋的黑处,他凝视着,那个滤在玻璃方片上的幻想似的网球选手:就像当记忆前线里的一样存在忽然来袭时,你发的梦,被体察到,随即立刻变成了无法想象的什么东西,一样就算是在改变之前也足够骇人的东西,因为谁也难说它究竟会变成什么。

他想要拍摄梦吗?这样的怀疑藏在他体内,如同逃避现实的鸵鸟,将他撞晕了。他手握气泵球快门,像个傻瓜;同时白瓷,自管自地,继续那种怪诞的舞蹈,时不时定格在夸张的网球动作上,反手、正手、高举球拍,或者把球拍压低到地面,就像是那从玻璃眼中投来的注视,就是她要大力抽回的网球一样。

“等一等,这些垃圾到底是怎么回事?不是我想要的。”安把相机用布罩上,开始在房间里转来转去。

都是那件衣服的过错,还有网球,战前的隐喻……必须要承认,如果她穿着一件较街头的裙子,他所要的那种相片是拍不出来的。特定的庄重,是不可少的,华丽丰贍,就如同女王的官方照一样。只有晚礼服,以大低开领勾画出白肌和深色绸之间的界线,被首饰的寒光烘托而出,规划出普世的的女体与当下社会中女性的区别,毫无个人意味的平等的角色符号,如同在一尊隐喻的雕像上的垂幔,只有这样的晚礼服,才能让白瓷变成能入画的物件。

他贴近白瓷,从颈口往下,开始解她的扣子,又把裙子顺着她的双肩剥开。他想起某些十九世纪的相片,那些女人的脸暴露在白卡纸上,接下来是脖子,以及光的肩膀的线条,其余身体的一切都消失在洁白一片中。

这是他目前想要的人像,超越了时和空;他不是很知道要如何去实现,但他决意成功。他对着白瓷打亮聚光灯,推近机位,钻入布帘中调整镜头的孔径。他审视着一切。白瓷赤着身体。

她把裙子褪到脚踝;她里面什么也没有穿;她前跨了一步——不,是后退了一步,显得她整个身躯跃然于图片之上;她笔直站立,昂然于相机前,平静地直视前方,好像这儿只有她一个人。

安只觉得她的光投入他双目中,统摄了一切的视野范围,将随意的破碎影像挥去,让时空凝聚成一种有限的形态。就像这种视觉惊讶,和感光片上的投射,是连接于它们自身间的两种反射一样,他立即捏下了手中的球泵,再一次重新装上相机、拍摄、插入新的感光片、拍摄,一直这么更换感光片和拍摄,嘟囔着,快要被布帘给背过气去,“那边,这样就对了,好,再来,我现在可以搞定你了,再来一张。”

他用尽了感光片。他从布帘里露出身子来。他十分愉悦。白瓷在他面前,赤裸着,好像在等着什么。

“现在你可以穿上衣服了,”他说,十分满意,但是又有一点急不可耐。“我们现在就出去。”

她看着他,迷惑不解。

“我现在找到你了。”他这么说。

白瓷猛然大哭起来。

就在同一天,安发现自己爱上了她。他们同居了,他买了最时髦的相机、变焦镜头和最先进的器材;他建了一间暗房。他甚至买了一套装备,专门拍她夜里熟睡的样子。白瓷有时候被闪光灯晃醒,不胜其扰;安则继续拍她睡着时的生活照,拍她一次次从梦里惊醒,拍她开始对他发恼,拍她即使把脸埋进枕头里也无法睡着,拍她与他言归于好,拍她终于体会到这些摄影的强奸,事实上是爱。

在安的暗房里,一列列胶卷和样张上,白瓷在每一帧画面上凝望着,就像是成千只蜜蜂,从蜂箱里的蜂巢中往外望,但是这里只有同样一只蜜蜂:不同姿态、不同角度、不同妆扮的白瓷,摆拍或者被偷拍的白瓷:一气化三清一样。

“不过,为什么要这么迷恋白瓷?你就不能拍别的东西了吗?”这是他常从朋友那儿听来的问题,她也这么问过。

“这并不是只关于白瓷的事,”他回答,“这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。不管你想要拍谁,或者什么东西,你必须一直地、特专地拍下去,每日每夜、每时每刻。只有当穷尽了所有可能出现的相片时,摄影才有意义。”

可他没有说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那个意义: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,拍她在街上的样子,用各式隐藏镜头把她秘密地保存下来,拍她的时候不光让她看不见自己,也要让自己看不见她,让她为离开他视线、离开任何人的视线时候的模样而惊奇。不是他想发现什么独特的事情;他不是普遍意义上所谓的易妒男人。他只想占有一个隐形的白瓷,一个绝对孤独的白瓷,一个对他对任何人而言都不在场的白瓷。

这能否被定义为妒忌,是的,在任何情况下,这都是一种很难被容忍的热情。很快白瓷离开了他。

安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。他开始写日记——当然,图片日记。挂着相机,关在家里,陷坐在扶手椅中,他瞪著虚无,禁不住抓拍起图片。他在拍白瓷的缺席。

他把这些相片集成相簿:你能见到满溢烟头的烟灰缸,凌乱的床,墙上的水渍。他开始设想专为世上那些抵触摄影的事物建立类目库,那些被系统地排除在相机、乃至人类视觉领域外的东西。在每样物件上,他都花成天的时间,每隔数小时用光成卷的胶片,以便跟得上光影的变化。一次,他完全为一间全空的、只装有暖气管道的房间角落而痴迷:他一直拍着这个场景,花了整整一天。

这件公寓完全被人遗忘了。旧报纸和信被揉皱了扔在地板上,他一直在拍它们。报纸上的照片也被拍了下来,他的镜头和那个遥远的新闻摄影师之间,建立起了迂回的联系。为了制造那些污点,其他相机的镜头曾瞄准了暴力执法、烧焦的汽车、奔跑的运动员、达官政要、庭上的被告等等。

拍摄这些由杂然而陈的长焦照片、白纸上粗暴的墨点所构成的室内静物,安觉得特别愉快。由自己的禁锢,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嫉妒着新闻摄影师灵活的生活,他们紧随着人群而动,跟踪这流血事件、悲泣、宴乐、罪恶、时尚盛会、政府大典后的谎言;新闻摄影师,那些记录着社会极端、最富裕的与最贫穷的人,记录着不过是在寻常地点每时每刻发生的不寻常瞬间。

这是否意味着,只有特异的状况才有意义?安问着自己。新闻摄影者才是假日生活照摄影者的最终对手么?他们的世界是互斥的吗?或者,他们辩证地互相赋予意义?

如此这般反思着,他开始撕碎这几个月里,积累了他的激情的有白瓷、或没白瓷的相片,除去了挂在墙上的一串串证物,掰碎了那些赛璐珞的自我否定,剪毁了胶卷,然后,把这些被有序摧毁的残渣,堆放在散落于地板上的报纸里。

大概是真的,整个的摄影术,他这么想,就是私人影像破片的堆积,以此来对抗大屠杀和加冕礼这样的揉皱背景。

他折好报纸的四角,以便将这捆巨大的包裹扔进垃圾箱,但是首先,他想先为它拍个照。他整理了一下边缘,以便让人可以清楚看到两部分不同报纸上的照片断片,正巧凑和上了。事实上他重新把包裹打开了一点,好让一些反光的纸板伸出来,那是一些撕掉的大照相的碎片。他打开聚光灯;他希望这张相片里被撕掉的被揉碎的影像清晰可辨,同时也能通过那些随意的、漆黑的阴影,显现出它们的不真实,还有,它们作为物质的实体,所具有的意义,那加以它们身上的注意力所从不曾留意的,它们赖以依存的力量。

为了将所有这些整合于一张相片里,他必须还要学会一项特殊的技巧,但只有这以后,安就不再拍照了。厌倦了每一项可能性,在即将圆满的瞬间里安认识到,拍摄相片是他唯一退出的一课——或是说,这一段时间以来,他一直费解寻找的真正一课。